三、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核心实施路径（基于“系统保护、协同增效”原则）

（一）就地保护：强化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

就地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途径，重点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，提升保护质量，守护物种原生栖息地。

1.优化保护地布局：以国家公园为主体，整合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，完善保护地边界，提升保护地连通性，构建“核心保护区-缓冲区-实验区”的分级保护体系；重点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、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、典型生态系统的保护，确保92%以上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得到有效保护。

2.提升保护地管理水平：完善自然保护地管理制度，明确管理责任，加强管护队伍建设，提升专业化管理能力；严格管控保护地内人为活动，禁止非法开垦、放牧、采伐、建设等破坏行为，规范生态旅游、科研考察等活动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干扰。

3.重点物种专项保护：针对珍稀濒危、特有物种，建立专项保护机制，开展栖息地修复、种群监测、人工繁育等工作，提升重点保护物种的种群数量；加强对极小种群物种的抢救性保护，防止物种灭绝，确保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数保护率稳步提升。

（二）迁地保护：完善种质资源保育体系

迁地保护是就地保护的重要补充，聚焦珍稀濒危物种，构建“种质资源库-植物园-繁育基地”的迁地保护网络，保障物种遗传多样性。

1.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保藏：建设国家生物多样性大数据平台，整合生物多样性本底、分布、动态变化等数据，完善动植物种质资源库、微生物资源库，扩大种质资源收集范围，提升保藏能力，确保生物遗传资源收集保藏量保持在世界前列。

2.完善迁地繁育体系：依托植物园、动物园、水产种质资源繁育基地等，开展珍稀濒危物种的人工繁育、驯化、放流工作，建立繁育档案，规范放流流程，确保放流物种与原生生态系统适配，提升种群自然繁殖能力。

3.加强遗传多样性保护：开展物种遗传多样性监测与评估，针对遗传多样性较低的物种，采取人工授粉、基因保护等措施，防止遗传退化；加强跨区域种质资源交流，提升物种适应性与抗逆性。

（三）生态修复：提升生态系统承载力

针对受损生态系统，开展针对性修复工作，提升生态系统的完整性、稳定性与自我调节能力，为生物多样性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。

1.典型生态系统修复：聚焦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河湖、近岸海域等受损生态系统，采取封山育林、退耕还林还草、湿地补水、海岸带修复等措施，恢复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；优先种植乡土物种，避免引入外来物种，防止生态修复过程中引发新的入侵风险。

2.生态廊道建设：依托山脉、河流、林地等自然廊道，构建连接各类自然保护地、重点栖息地的生态廊道，打破栖息地碎片化格局，提升物种扩散、迁移能力，促进基因交流；加强廊道管护，清除入侵物种，种植乡土植被，保障廊道生态功能。

3.受损区域专项修复：对入侵物种危害严重、人为破坏导致的生态受损区域，开展“清除入侵物种+乡土物种种植+生态管护”的综合修复，逐步恢复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，为生物多样性恢复创造条件。

（四）协同保护：构建多元共治格局

整合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公众等多方力量，形成“政府主导、市场参与、公众共治”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，推动保护工作常态化、长效化。

1.强化政策协同：加强与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《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》等政策的协同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工程联动效益；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法规、制度、标准，加强执法监管，严厉打击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违法行为。

2.推动市场参与：鼓励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，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绿色信贷和ESG评级，引导资本投向生态价值显著的保护项目；发展生物多样性友好型产业，推动生态旅游、林下经济等可持续利用模式，实现“保护与发展双赢”。

3.加强公众参与：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入侵物种防控宣传教育、科学普及活动，增强公众保护意识；完善“自然教育+社区共管”模式，设立生态公益岗位，鼓励社会组织、志愿团体参与监测、教育与监督，引导公众依法参与保护工作。